有多少种觉悟叫迷悟
穆涛
菩提本无树，有什么呢？
佛学是进口的，是外来的精神。佛进入国门之前，儒学担纲着国人修身齐家治天下的责任。尤其是汉代，一门独大。佛学进国门之初，是奢侈品，被皇家御用，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。宋代儒学再度中兴，把佛学从宫廷中排挤到民间。佛门是伟大的，生命力极强，就此落地生根，禅宗便是佛学中国化的产物。外来的精神想中国化，如果不被老百姓广为接受并喜爱，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从这个角度讲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一段踏实的路要走。
汉代治国养民的大义有“六指（旨）”，“天端，流物，得失，法诛，尊卑，谦义”。天端是顺自然，守天地大规律，德在天地，神明贤集，“木生火，火为夏，木为春，天之端”，“火由木生，为物皆本于春，《春秋》首书春，所以正天端也”。流物是世间百态，以及变幻无极的万物。“援天端，布流物，而贯通其理，则事变散其辞也”。“天端”和“流物”是总则，世道变数的奥秘之理隐于其中。“志得失之所丛生，而后差贵贱之所始也”，影从形起，响随声来。记载得失产生的缘由，可察晓尊卑贵贱差别之义，用今天的话讲，叫考察社会各阶层心理指数。“论罪源深浅定法诛”，法律是保障社会公正的，要有恒温，不可因时而宜，不可人为的从重从快。“载天下之贤方，表谦义之所在，则见复正焉耳”。推表贤良方正之士，彰显谦和礼义，人心则崇尚正道。六指是儒学大道理，汉代不是讲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东汉末年的*锢之祸，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。年和年，*府两次镇压了几百位儒学大人物，读书人由此开始疏离*治，有了归隐田园心理，及至魏晋、唐之后，形成儒释道三足并存的中国文化局面。宋代的儒学，尽管再度被皇家器重，但已和汉代是两个天地了，汉儒在社会学范畴，宋儒升腾为理学，给自己留了退路，入了哲学的境地。
《曹源一滴水》是一本禅识录，有意味的是，里边有一辑是历代高僧大德专门回答“如何是道”的。恭录几则：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道远乎哉？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何不问己？”曰“自己云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处处绿杨堪系马，家家有路通长安”。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妄想颠倒。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顶上八尺五。”曰：“此理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方圆七八寸。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只在目前。”曰：“为什么不见？”师曰：“瞎！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便咄！僧曰：“学人未晓。”师曰：“去！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太阳溢目，万里不挂片云。”曰：“如何得会？”师曰：“清清之水，游鱼自迷。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举起拳。僧曰：“学人不会。”师曰：“拳头也不识！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高高低低。”僧曰：“如何是道中人？”师曰：“脚瘦草鞋宽。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拍手笑清风。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头上脚下。”曰：“如何是道中人？”师曰：“一任东西。”
僧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砖头瓦子。”曰：“意旨如何？”师曰：“苦。”
“华夏、中国、中华”名称的由来
华夏、中国、中华，这三个名称是有来头的，也是历史沉淀形成的。
我们的大历史，自夏代才清晰一些，在夏之前，因无史载，基本上是缥缥缈缈的传说和臆想。夏代先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下来，以农耕和城居为主。当时的社会生活就是两件大事，农业生产和筑城而居。农耕，水是重要的，上古时候河流众多，水旱的情况几乎没有，主要是防洪抗涝，夏代重视水利，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流布至今。
筑城而居始自夏代，开启了古代城邦的雏形。史载有“鲧作城郭”“禹都阳城”。阳城不是地名，指在山南或水北筑城。城中之地称为“国”，住在城中的人即为“中国人”或“中国民”，简称“国人”。《说文》是这样存义的：“夏，中国之人也。”这时期的“中国”意为“国中”，用以区别游牧民族。
西周分封建国，最多时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小国家，这些小国总称为“诸夏”。“戎狄豺狼，不可厌也；诸夏亲昵，不可弃也”（《左传》）。周王东迁洛邑（洛阳）后，王室的权威下挫，诸侯国之间频繁兼并，列强国家出现，个别诸侯国做大做强，支流漫过主流。这一时期的“夏”限指中原地区，“居楚则楚，居越则越，居夏则夏”（《荀子》），此时，“华”字开始用于文字表述中，“推衍出一个‘华’字来，按华字古音敷，夏字古音虎，其音相近，增用一个字有加重语气的作用。二字可单用，亦可以合用，夏和华二字互举为文，与裔和夷二字互举为文相同”（王树民）。《左传》里的记载有“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”，“楚失华夏，则析公之为也”，“今而始大，比于诸华”，“诸华必叛”，“获戎失华，无乃不可乎”，“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”。华夏两字并称，在春秋时期就有了，但使用之初，是指中原一带，或有中原地区生活方式的地方。
春秋之前，涵盖我们国家地理全范围的词并不固定，史载有“禹甸”“禹迹”“禹域”“天下”“四海”“九州”“九有”“九域”“九隅”等，这些词都有些含糊，不够明确具体。
以“中国”为我国的通称，自汉代开始，“中于天地者为中国”（扬雄），“中国”一词的内涵也有分别，统一时期指全国疆域，分裂时期指中原地区。“中华”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使用，“中华”一词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，“东藩四星，南第一星曰上相，其北，东太阳门也。第二星曰次相，其北，中华东门也。第三星曰次将，其北，东太阴门也。第四星曰上将，所谓四辅也。”（《天文经星·中宫》）以人世间的宫城比拟天宫的构造，东西两面各有三个门，中间之门以“中华”命名，在“中国”与“华夏”两词中各取一字，两侧以太阳门、太阴门命名。后世的皇帝也有借“奉天意”之名以“中华门”命名宫名的。
华夏、中国、中华，如今指的是我国全境，这三个词，不仅是地理层面的，更深一层的价值在文化沉积方面。
《诗经》，是《春秋》的副产品。
“五经”的排列顺序，司马迁和班固有区别。《史记》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《汉书》是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。两位史家，一位在西汉，一位在东汉，既代表着个人的学术观，也昭示着所在朝代的文化认同。
《诗经》被司马迁排在“五经”之首，班固在《汉书》里大量摘引，其中有多处是作为治史判断的佐证和依据。秦始皇当年的“焚书”，重点是收缴焚毁藏于民间的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。一部诗集，怎么会拥有如此巨大的社会重量？《诗经》是孔子编选的，他的编辑准绳是什么呢？
周代有一个文化制度，叫采风。采风的实质是民意调查，周朝君王为了洞察民情，为能听到真实具体的民间声音而开通的一条直抵社会基层的文路。采风也叫采诗，采集民间创作的诗歌，*策规定诸侯国每年要献诗。*府还设置采诗官。“故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民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“男年六十，女年五十无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间求诗，乡移于邑，邑移于国，国以闻于天子。故王者不出牖户，尽知天下所苦，不下堂而知四方。”（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）“官衣食之”，穿着官服，拿着官职俸禄，但不是官员，用今天的话讲，叫比照公务员。周代的采诗机构，类似今天的文联。
诗官采诗以“怨刺之诗”为主，一味歌功颂德，赞美各级*府和领导的，被视为诗里的下作，不被采信，也不允许贡献。这是《诗经》里为什么有那么多“讥时之作”的基础。我们今天的采风形式大于内容，是悖离了周代采风的初衷的。
“昔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,得百二十国宝书,九月经立。”（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）“端门”是国之正门，意指受周天子之命，子夏等十四个学生替孔老师搜集写作《春秋》的材料，得到个诸侯国的史料，史料的里边就包含着采风的诗歌作品。这些诗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，而是作为国史的一部分。孔子写完《春秋》，又着手编选了这部诗歌集，可以说，《诗经》是《春秋》的副产品。
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乱臣贼子所惧的是孔子的治史观。《春秋》笔法最大的亮点是记衰世，孔子写历史，不着眼于盛世，不粉饰太平，不做社会美容师，不把历史当作化妆品。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”，一部《春秋》里，三十六位君主被杀，其中君不君，臣不臣的症结在哪里？五十二个诸侯亡其国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，是怎么走下坡路，及至灭亡的？把这些原由及原委记写下来，目的是警省后来人。中国人治史的老话叫“不知来，视诸往”。
《诗经》和《春秋》里边所包涵的东西，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和历史研究都欠缺得太多。承传中国文统，汲取典籍的智慧重要，汲取典籍之所以成为典籍的方法更重要。
“五经”，汉代的大众读物
“五经”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，与“四书”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一个原理，因为科举和仕途的需要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，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，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，底层人家的孩子，通过苦读书，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，还可能娶皇帝的女儿，全国考试第一名，当了状元，天上真的会掉下一个大馅饼，可以做驸马。今天中国大学里的读书空气是稀薄的，这怨不得学生，因为书读得多，即便做了研究生，也不能保证毕业后有稳定工作。偏远农村和下岗职工的孩子，进了大学门就着急考虑找工作的，都是孝顺孩子，知道父母辛苦的养育不容易。李克强总理强调“全民阅读”，这是读书人的好消息，但目前还没有实在的国家*策给予推动，靠“读书月”“读书节”这类虚花花的东西不可能营造出踏实的读书风气。
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，是察举制，也就是推荐制。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，“郡国县官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*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，所闻，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。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常与计偕，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课，能通一艺以上，补文学掌故缺；其高第可以为郎中，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。”推荐对象是“有好文学”，指读书出众的，在汉代，文学一词比今天含意厚实，有写作的一面，但更多指读书，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，*审标准是“敬长上，肃*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”。“所闻”，发现这样的人才后，“令相长丞”（县令、侯相、县长、县丞）要上报给“二千石”，“二千石”是郡守及诸王相这种级别的工资，“二千石”考察通过后，要带着考生，还有具体的推荐者进京，到太常处报到，太常是九卿之首，掌管国家礼仪、宗律、天地祭祀，还分管文化教育。入门太常后，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，“一岁皆辄课”，读通一经以上，（一艺指一经，汉代六艺指诗书礼易春秋，再加上乐经），“补文学掌故缺”，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，也相当于学位。考得好的选为郎中，“太常籍奏”，指进入国管后备干部序列。“既有秀才异等，辄以名闻”，其中特别突出的，直接奏报皇上，告示天下。这是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，同时还有退出机制，“其不事学若下材，及不能通一艺，辄罢之，而请诸能称者。”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，劝退，再递补另选。汉代不说“博览群书”这样的浮夸话，讲究读通读透。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建设，不玩儿虚的，不搞面子工程。“延文学儒者以百数，而公孙弘以治《春秋》为丞相封侯，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”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相，也是《春秋》研究的专家，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人。
当年的干部*策，也鼓励低级别官吏读五经。具体办法是，“以治礼掌故，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迁留滞。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，及吏百石通一经以上补左右内史、大行卒史。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。皆各二人，边郡一人。先用诵多者，不足，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，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，请著功令。”“迁留滞”，多年得不到提拔的，如果读经有成，给予升迁。“备员”，指进入干部梯队程序。在汉代，不读书的文官，基本上没有晋升的机会。
*府的这些*策出台后，当年的官场，读五经成为一时的风尚，“自以此来，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”。在民间，“五经”成为显学，出现了一批卓有大成的经学专家。“凡《易》十三家，二百九十四篇”；“凡《书》九家，四百一十二篇”；“凡《诗》六家，四百十一六卷”；“凡《礼》十三家，五百五十五篇”；“凡《书》九家，四百一十二篇”；“凡《春秋》二十三家，九百四十八篇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
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，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。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，还设置有更高层面的学术机构，设置博士官，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。博士官招研究生，“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”。博士弟子不是一般的研究生，要精通“五经”的。“复其身”是很高的待遇，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，终生免税赋。武帝之后，汉昭帝“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之”，汉宣帝“增倍之”，是二百人。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，而且“能通一经者皆复”，通一经，就可以终生免税赋。到了汉成帝时期，“增弟子员三千人”。读通一门经，就可以光耀门第，还可以终身免税赋，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。
班固对西汉文化生态是这么总结的，“自武帝立五经博士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讫于元始（汉平帝年号）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寝盛，支叶蕃滋，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从汉武帝到汉平帝，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，在于“禄利之路然也”，是*府的禄和利起的实际功用。
长安城大移民
长安城是一座移民城市。
秦国时候，关中这片土地文化是薄弱的，奉行先**治，有点类似今天的朝鲜。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之后，进一步恶化成文化沙漠，把周朝遗传的文化因子荡涤得干干净净。秦朝由前年到年，存世仅14年，一个时代，突出强调*事，而做为基础的文化和经济一无是处，注定是粗糙的。一把弓过于僵硬，会断的。
汉五年五月（前年），刘邦迁都长安。汉九年（前年），开始实施一项叫“强干弱枝”的首都移民计划，由六国向首都大移民。当年的长安，因为多年兵乱，人口荒疏，经济落后，秦地之外的六国相对比较发达。移民的动因是*治需要，旨在削弱六国势力，因此被称为“强干弱枝”。首批移民达十万人，这些人不是普通百姓，是齐国楚国的贵族，富豪和显要，“十一月，徙齐、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族及豪桀于关中，与利田、宅。”（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）十万人口在当年是大数字，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筑长安城的时候，做过一次人口普查，城区总人口仅24万，“户八万八百，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”。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刘邦迁都长安后，并没有筑城。他一生劳碌，去世的前一年仍在奔波“剿余匪”。刘邦崩于汉十二年四月（前年），享寿62岁。关于长安城的修建，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记载不一致，分录之，“三年（汉惠帝），方筑长安城，四年就半，五年六年城就。诸侯来会，十月朝贺。”（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）“元年，春正月，城长安。”（《汉书·惠帝纪》）刘盈一生羸弱，听命于母亲吕后，司马迁瞧不起他，《史记》不设惠帝本纪，设《吕太后本纪》。史官不把皇上看在眼里，这骨头真够硬的。
移民人口摆在城市什么位置，也彰显了刘邦的*治智慧。第一批十万人安置在长陵（刘邦陵园），在陵区一侧建筑长陵邑，以便约束管理。长陵邑是汉代的“开发区”，今天的开发区以经济为核心，汉代是国家维稳。咸阳的“五陵邑”，就是汉代的五个“开发区”，具体是长陵邑（刘邦陵），安陵邑（惠帝刘盈陵），阳陵邑（景帝刘启陵），茂陵邑（武帝刘彻陵），平陵邑（昭帝刘弗陵）。五陵邑是当年长安城北的五个卫星城，是高大上社区，引领着首都长安，乃至全国的生活风尚。也是强势特区，五陵邑的领导人，尤其是长陵邑领导，职级高半格，相当于副省级，一般的京官是不敢惹的。至西汉末年，茂陵邑人口为27万，“户六万一千八十七，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”，长陵邑人口18万，“户五万五十七，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，”另外三个陵邑没有具体人口数字记载。
西汉累计七次大移民，从前年到汉元帝“永光四年冬十月”（前40年），年间移民总人口近40万，至西汉末年，移民后裔规模达百万，约占首都地区一半人口。
“强干弱枝”计划对国家维稳是成功的，同时优化了首善之地的人口结构，给长安打下了包容型城市的底子。
《春秋》笔法是具体的。
“昔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，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，九月经立”。《公羊传解诂》里的这句话，交待了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背景。端门即国之正门，孔子秉周天子之命，以诸侯国史料为基础撰成。今天的史家讲战国时期约为个国家，也来自这句话。称“约为个诸侯国”，是不敢肯定子夏等人有没有疏漏。
《春秋》一万八千言，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为编年序，覆盖个诸侯国。董仲舒概括《春秋》的价值有两句话，“仲尼之作《春秋》也，上探天端，正王公之位，万民之所欲，下明得失，起贤才，以待后圣”，“理往事，正是非”。
《春秋》笔法有两个要点：
记衰世之事。今天的历史侧重写盛世，著辉煌。孔子记衰世，《春秋》之中，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”。三十六位君王被杀，其中君不君，臣不臣的症结在哪里？五十二个国家亡其国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，是怎么走向下坡路，甚至灭亡的？我们中国以前的历史有两个功能，一是“以史制君”，“君史两立”，而且有硬性规定，当朝君王不能审看史官记录的历史。史是用来制约君王的，天子为一国之君，是老大，当朝没有人管得了。以史记之，把他说的话和做的事记录下来，留待后人点评。再就是启迪后来者，以古为鉴。在古人的认识里，史就是历史，是国家的经历。称史官为太史，太史的职责里没有社会化妆和宣传任务。到了唐朝，李世民改“史官”制度为“史馆”制度，“以史制君”调整为“以史鉴今”，历史不再由一位史官撰写，而是集体创作。领班大臣“总知其务”，重要的还有一点，“书成进御”，皇帝要知道历史是怎么落笔的。李世民是“皇帝不能做当朝历史读者”这一史书传统的终结者。
《春秋》记录“所见，所闻，所传闻”。“所见”，指孔子亲身经历的年代，“所闻”，听亲历者讲述的年代，“所传闻”，凭资料解读的年代，相当于今天说的当代，近代，古代。“于所见，微其辞；于所闻，痛其祸；于传闻，杀其恩”。“微其辞”，是委婉地提出批评。“痛其祸”是直言不讳，并且加入感情判断。“杀其恩”，因为年代久远了，用事实说话，不因感情用事。
中国旧的史书，给人开窍，也给人大的方向感。
穆涛∶《美文》杂志常务副主编，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，国务院特贴专家，西北大学特骋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。出版著作十种，其中文化散文集《先前的风气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"中国好书"。
权作编后语
读穆涛
張小放
我和穆涛兄是多年的老朋友。
昨晚，我在家一边吃酒儿，一边拜读穆涛兄的文章《觉悟》。
我说：高家庄，马家河！高，实在是高。
山荆一边撩发一边笑。
这把年纪，忽然找到恋爱的感觉。
我有点醉鸟。
我给穆涛兄留言：“高僧只做平常语，好书读来但觉闲”，坦白说，读涛兄文章，是一种享受。现在，在下一边饺子就酒，一边拜读涛兄文章，心里端的踏实安宁。好文章有魅力，需要几十年修行，这些都是心里话。我也让山荆看了涛兄的文章，她说，人家比你写得好，你常说，人贵语慢，人家就是这样，你呢，太诗人，沉不住气，猴急。
我把穆涛兄的文章，给刘高僧发了过去。
刘高僧说：穆先生的文章叫觉悟，实则是穆先生自己的觉悟，穆先生是高人。佛是梵语，是音译词，翻译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，佛，不是指哪个人，而是指一切觉悟的众生。佛与众生本无别，只因迷悟而不同。佛不在外，而在於心，和儒家，道家一样，勿外求。佛法也不是高不可攀，高深莫测，它和儒家说的是一个道理，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如果孔子生在古印度，也是佛菩萨。他们都观点雷同，因为这是自性的显现，自性是一，不是二。
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犯错不可避免，但要错而能改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知道错误，发誓永不再造，这是真忏悔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这是心念的转变，是真悔悟。现在的人坏事做了一火车，当官贪污受贿，求佛菩萨保佑，给佛菩萨上高香，如果佛菩萨真保佑你，那佛菩萨不是也变成贪官了吗？想想世人是多么的无知呀！
穆先生最后说只是记录，转述他人，这是大智慧，孔子也是“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。”
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穆先生之思想，境界，文采，皆上上品，非卖弄文笔者可比也。
随心想起，随手写下。
是为读穆涛记。
大家名流杨松霖篆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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